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建设越来越健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学生眼里，这个本意是“帮助”的系统，如今却越来越像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

这双“眼睛”涵盖了“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四层“预警系统”。从开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它似乎就注视每一个“状况异常”的学生，关注着他们的情绪、变故、挫折。等达到某一阈值，有的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是否该考虑休学了？”

经过封校的余波，心理干预系统这双“眼睛”的存在渐渐被学生们感知——

有人发现，开学做的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让自己成为辅导员眼中的“重点观察对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叫家长”；还有人因为一时冲动在社交媒体上流露“自杀倾向”，会被学校保卫处轮番上门询问，“要么休学，要么陪读”……

安全感的缺失在学生群体里蔓延。甚至有学生问：在这个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在大多数高校中，现行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并非凭空而建，其大多数演变自80年代的德育体系，这就导致其无法摆脱“行政化”的束缚。调查显示，高校中有84%的心理咨询机构挂靠在学工部（处）等部门，11%挂靠在院系，5%在思想政治教研室。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系统中的负责人员说，学校不是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帮助学生度过校内生活。“只要确认这个人不出事，危机就解除了。”

“眼睛”的一头是背过身，偷偷在日记里写下困惑与悲伤的大学生；另一头是伸长了手臂，企图一点点挽回学生们信任的高校心理咨询师。但在“眼睛“的注视下，他们似乎谁也拉不住谁，谁也找不到谁。

是筛查，还是举报？

李舜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试图帮助别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行为，竟成了“举报”。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偶然看到一个女孩匿名发求助帖：“想自杀，有没有什么方式推荐。”

看到这句话的李舜瞬间清醒了。主修心理学的他，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妙。李舜装作同样想“自杀”的学生在帖子底下留言：“我也想自杀，要不聊聊？”

没过多久，李舜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好。”女孩简短地回复道，同时私聊他了一个微信号。

女孩是一位国内名校的大学生，没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因为抑郁症导致情绪低落，悲观厌世，也没有动力就医服药。这是归国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面对与他专业高度相关的求助样本。他感到雄心勃勃，认定自己能帮到女孩，并准备将自己从国外大学里学习到的经验应用到女孩身上。

“一般高校都会有成熟的心理干预流程，”李舜自信地回复女孩。“比如，带你看病、学业减免、每周1~2次免费心理咨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