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舜在国外生活中了解到的经验。他记得，自己学校在开学初就会有类似的流程教育。班上有个同学被确诊了抑郁症后，甚至不需要特别询问和申请，学校就会有人向他对接学业减免、心理咨询等资源和服务。“一旦确诊了，这些东西都会自己送上门来。”

李舜问女孩，是否愿意让他代替她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汇报，帮她“对接资源”？

女孩同意了，并把自己的学生证发给了他。李舜照着学生证上的信息打电话给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你还挺有爱心的。”电话那头的老师夸他道，“我们会去核实一下。”

还没等李舜沾沾自喜，女孩就生气地在微信里质问他，到底在跟谁“汇报情况”：“大半夜的，怎么学校保卫处来了两拨人找我？”

原来，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将事情告诉了保卫处，保卫处立即把女孩的情况报告给了学办主任，学办主任又通知了辅导员。第二天早上，女孩告诉李舜，辅导员不仅跟她室友“核实情况”，同时还联系了她的家长。辅导员把学校的条例列出来，告诉他们不建议让女孩继续上学，“让我出去就医，如果就医后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议休学。”

李舜一头雾水……学办主任是谁？为什么通知的不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要和室友核实情况？

没有时间给李舜懊恼。微信上，女孩反复告诉他，自己受到了各方的压力，非常绝望：“烦死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质问李舜，为什么要跟学校说这个事，让事态“完全失控”。李舜只能不断道歉，向她解释，自己的出发点真的是帮助她去争取资源。“我以为我对流程是了解的。”他说。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对方回复。

李舜很自责。他将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几个朋友，结果“没一个人说我做得对”。他清晰地记得，有位朋友甚至直接跟他说：“你这不是向学校举报她得了抑郁症吗？”

后来，李舜从女孩处得知，经与学校协商，通过“家长陪读”的方式继续留在学校里上学。

李舜意识到，自己成了让事态失控的“始作俑者”。但他也很疑惑，“为什么学校没有遵守心理干预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原则？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不该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

当冷静下来，他觉得这所学校的心理健康干预流程过于简单粗暴：“这套流程的出发点是免除责任，并不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因此对这个绝望的学生缺乏人文主义关怀，也让学生对心理干预流程变得不信任了。“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认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

“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