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孩子的关键在于“度”，适度就是恰到好处，而过度或者缺少，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就像我们对孩子有参照标准一样，其实对于母亲也有参照标准，我们都希望母亲是某一种样子，而现实中每个母亲都有每个母亲的养育方式和表达方式。那怎样是恰到好处呢？这篇文章可能给你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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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童年时，我的母亲给我严格的品行与文化知性的教育，当我进入少年期之后，她一直给予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且总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然而，中国人的母爱总是获得过度的赞扬。有个问题，值得面对：究竟有多少母亲是不合格的？
比如，不少年轻人有“恋母”情结，这个责任应由他们不合格的母亲来承担。因为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中国人尤其值得研究“母亲文化问题”。
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首次发现：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而且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
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这个概念，并不比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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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
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
对美国人来说，母亲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我”的一部分。
一个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
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
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这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多数中国人都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认同这一结论吧：我们把母亲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即使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
要追究形成这种特殊的“恋母情结”，只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生活中来进行文化分析，我们今日值得提出一个问题：
究竟怎样的母爱才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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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因为“依赖型自我”与“母亲参照效应”的巨大作用存在，怎样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便显得极其重要。
首先要考察的就是“母爱问题”。
无论在过去还是今日，母爱需要做到恰到好处，所谓的恰到好处，就是做到理性与温情的平衡。
其实一个人最初、最好以至一生的教师，便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好的品格，便是蒙台梭利所表达过的“理智的沉静”。
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英国小说家罗尔德·达尔在自传《男孩》和《独行天下》里写道，他的妈妈是怎样以一种貌似冷酷的方式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绅士的。
达尔幼年丧父，他的妈妈以能干、坚强、慈爱、能保护他又任他飞翔的方式输出恰到好处的爱，从来不会释放过度的母爱。
达尔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虽然只要他肯，牛津剑桥都是囊中之物。
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妈妈时，妈妈只说了一句：“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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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儿子的决定失望吗？苦恼吗？无从得知。
达尔考进了壳牌石油公司，半年后被派到东非卖3年石油。
去东非或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一直是达尔的梦想，他当即奔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达尔写道：
“我是她唯一的儿子，而且我们非常亲密。绝大多数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恐怕都会显得相当难过。3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非洲又那么远，中间不能探视。但我妈妈不允许自己流露哪怕一星半点儿她当时肯定会有的情绪，为的是不破坏我的快乐。”
“噢，你真棒！”她叫道：“真是好消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不对？”
20岁的达尔乘船去了英属东非，二战爆发后就地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因伤回国。
他的《独行天下》写到这里，详细地叙述着自己如何在利物浦又湿又黑的夜晚，徒劳地寻找妈妈的新住址，又如何在伦敦和妈妈通了3年多来的第一个电话。
即便到这时候，达尔也没有听见妈妈哭泣。当他开口问：”是你吗，妈妈？”电话那端是完全的沉默，达尔于是知道，是妈妈，只有妈妈会这样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这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而决不束缚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教子之道。把爱藏在心里，不无残酷地节制着感情对理智的干扰。
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母爱。
恰到好处需要的是理智的节制和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一事当前，不需要道德来干预，才是恰如其分的明智。
因为道德容易教人上纲上线，不容人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而会居高临下地扭曲人性。
